张宏杰回答了李敖的问题：为何喜欢宋朝

发布日期：2025-02-03 05:12    点击次数：170

李敖在世时，几次提及他喜欢宋朝的诗歌，更喜欢成为宋朝的人。

春节期间，重读了张宏杰的《简读中国史》（在世界史坐标上的中国），他在第31章“中国文明的顶峰和衰落”中，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宋朝是一个平民社会。宋代政治继承了唐代封驳制度和进谏制度的成就，同时科举取代了封侯，让儒家“从道不从君”的传统得到复兴，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非常强烈，由于贵族的一半儿是贵族，另外一半是治科出身的官僚，使得对最高权力的约束成为一种时尚。史载赵匡胤，曾立下誓碑，“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，养成臣下刚劲之气”。

更重要的是在北宋熙宁年间，改革财政税收制度之前，朝廷专门请市井商人，甚至杀猪的卖肉的，都到朝堂上参与讨论。

第二，宋朝享有空前绝后的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。出现了许多民间的小报称作“新闻”，小报有自己的专业记者，专以勘报之事为生，由于小报注重时效性，其发行面广势头压倒了政府发行的朝报，因而利润颇丰，成为我国最早的新闻产业。这在最近央视播放的电视连续剧，《清明上河图密码》中得到充分展示。

第三，宋代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的最高峰，社会流动性和平等化的最高峰，学者贾振坤说，宋代中国的城市化水平，高达22%，这是领先全世界的水平。实际上，其后的明代和清代，城市化水平下降幅度巨大，比如明代的城市化水平只有7%，而清代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%；财政收入的构成就更能说明问题，中国历史上农业税一直是国家收入的主体，国家的税收都是从农民手中收上来的，但是宋朝财政税收，主要是工商税，占财政收入的70%，农业税只占30%，其后的明清两朝，农业税占财政收入的八成以上，工商杂税仅占不到两成，所谓“交子”（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纸币）仅仅是现象级的存在，不在重要指标城市化、财政构成等等一个水平线上。而其后明朝最具有深远影响的政策举措就是阻挡海外贸易，不许片帆下海，从此闭关锁国造成的影响不仅仅只是经济的，更是文化与社会的停滞与落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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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，宋代自由民的人身权利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顶峰，首先宋朝对贩卖的人口惩处极为严厉，一般处以极刑，且不仅拐卖者要处重刑，买方也从重惩处，买家的罪责仅比人贩子罪减一等。自由民不是雇主的私产，而是受雇打工，拿工钱，并不是雇主的私有财产或奴婢，奴婢制度的废除正是在宋朝开始的；然而其后的明太祖朱元璋却恢复了殉葬制度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倒退。

第五，《千里江山图》和《清明上河图》等文人画，成为历史的高峰，文化及艺术受到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一致尊重；其后的清代，在朱元璋制度的基础上，发展出文字狱，乾隆皇帝通过修四库全书，开展了消灭记忆的运动，史载乾隆帝销毁的书籍，将近3000余种，7万卷以上，销毁种类几乎与四库收书的种类大致相仿；从吴晗和钱穆的研究上来看，文字狱最酷烈的时期为乾隆帝一朝，文人学士再也不敢吟诗咏月，甚至不敢再写日记，因此张宏杰先生给出的结论是：回顾中国历史从汉到宋，中国政治文明虽然发展极为曲折，但大体上出现了一个上升的曲线，并且在宋代达到顶峰，然而从元到清，中国政治文明出现了严重退化，社会也出现了全面的衰退，也正是在中国的元代，西方才开始发力超越中国。

笔者也在思考另外一个维度，为何从宋徽宗及其后的二帝，丧权辱国，骄奢淫逸，重文轻武，防民过甚，国防实力下降，地方分权过分和冗官过多，冤假错案如“岳飞叛国案”等等，伴随着所谓“盛世”而将大宋拖入“元山海战”，最终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整体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征服，其历史逻辑难道仅仅是“野蛮优越于文明”，文明必然导致弱势，如何还原真实的历史逻辑，请大家集体学习。

（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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